我是一個恢復高考制度后從縫里掙扎出來的人。

30多年前的1977年，我參加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了，這也是我預料中的事情。我當時不滿20歲，是一個已經干了7年農活的又黑又瘦的農民，文化程度只讀過農村大隊的附設初中。

1977年，當我第一次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心里砰然一動，覺得曾經是烏云壓頂的天空突然出現了一道透著光亮的夾縫，用我們的話來說：“老天開眼了”，我從沒有這樣激動過。我對高考沒有什么準備，因為我根本沒有一個學習的環境和條件。我們家里窮，父親是個醫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最后在批斗會上被打死了。這是當年廣西賓陽縣瘋狂的事情。那時候我還小，和母親相依為命，過得很苦，而且被人欺凌。我沒有受過很正規的中學教育，當時能進大隊附設初中讀書，全是靠母親低聲下氣的去求當時的大隊干部，同時讓一些親戚想方設法去疏通關系。老師對我都很好，甚至在我初中畢業時，學校領導和老師都有推薦選送我升高中的意思，可是，在推薦會上，因我不是“根正苗紅”，所以被某個大隊干部擋住了，他還說：“這個學生不能選送，即使他學習再好也不行。”我就這樣沒了讀書的機會。由于我長得有點牛高馬大，13歲那年，被生產隊批準成了一個“半勞力”社員。在生產隊勞動，同工不同酬，我一天的勞動報酬，只是一個成年勞動力得到的三分之二，而我做的并不比他們少。我一天掙8個工分，算起來值2毛4分錢。我沒了學校，但我的學習興趣并沒有消失。我好好地把被抄家時剩下來的一些書籍整理好，一本本用牛皮紙包好封面。我當時的知識大部分就是靠偷偷著讀諸如我國古代四大名著、李白、杜甫的詩集和現代的魯迅、巴金、矛盾等，外國的普希金、高爾基、馬克吐溫、雨果、契科夫等作家這些所謂的“野書”得來的。那個年代，讀這些“野書”，如果被大隊干部發現了是要挨批的，弄不好會在群眾大會上點你的名，說你專看封、資、修的東西。我們通常是暗地里聯系幾個喜歡讀書的朋友兄弟，選在沒有月光的晚上，到家里交換書看的。我沒有選擇的余地，凡是書我都看，夜半孤燈，我沒有目標，沒有希望，剩下的只有對書本的興趣。

恢復高考后，我雖然知道自己基礎不好，但由于家里窮，沒有條件參加補習，然而，我還是毫不猶豫地報了名。在肅穆的考場，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了一份很有分量很讓我激動的高考試卷。這一年，我落榜了，數學考了零分。結果雖然很慘，但我卻看到了希望。

我很珍惜高考的機會，我很感激鄧小平。我沒有在第一次考試失敗中萎靡不振，失敗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我知道我缺乏數、理、化和語法知識基礎，向母親要了幾塊錢，到縣城的書店里選了幾本復習資料。說是復習，實際上我有很多的東西沒有學過。數理化這些東西靠自學確實有點難。我把一些涉及到初中知識的部分認認真真地看了幾遍，感覺還可以，但看到高中部分我就死火了，很無奈。我只好在別的科目上下功夫。白天要干活掙工分，晚上一盞小油燈亮到凌晨2點3點，我決心把失去的找回來。

1978年，我決心再上考場。當時在正式高考前有一次預考，我是上午在地里干活時接到通知的。通知要求下午2點半鐘趕到鄉里的中學參加預考。我當時是穿著一身沾著泥漿，打著補丁的破衣服趕到10多里外的鄉中學參加預考的。走進考場時，在一轉角處衣服被課桌角掛了一下，本來就很舊的衣服不堪一掛，被扯出了一個10公分左右長的破洞，聲音有點刺耳。監考老師和其他看到的都笑了，我卻很淡定。預考我沒有被刷下來，不久便接到參加正式考試的通知。這一年我上榜了，但數學只考了4分。

當時高考錄取的比例是百分之四，給我發錄取通知書的雖不是什么名校，但我很滿足，我覺得，這個學校已經是我的天堂。而且，在這里讀書，每月還可以拿到15塊錢的政府補貼，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多么大的恩惠。當時的15塊錢我是怎么花的呢？9塊錢飯費，2塊錢牙膏、肥皂費，剩下的3塊錢是給新華書店的。每次我回家，老媽都從懷里把她那苦攢下來，帶著體溫的幾塊錢掏出來塞在我的手里，但每次我離開時都把錢留下了。

那個時候，我對于知識幾乎是如饑似渴，就像一塊干透的海綿丟進水里一樣。我不知道那天是星期幾，那天是節日，除了教室就是圖書館，沒有誰逼著我，壓著我去學，但我學得很用心，很努力，因為我是在在幾乎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情況下，突然能夠再到學校讀書，所以我倍感珍惜，深感幸福，這也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

畢業后，我成為一名人民教師。我不斷地完善自己，不斷進取，從小學教到中學，從中學教到大學，最后又轉了行。由于平時關注社會研究，現在已被作為社會科學專家推薦，入選廣西社會科學專家庫。我始終認為，沒有鄧小平恢復高考，就沒有教育的公平，就沒有我們這一代人的今天。（海誠股份南寧公司 白清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