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269044億元，同比增長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7.4%，二季度增長7.5%。
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迎來了中低速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將邁入新的發展階段，經濟運行將呈現新的特點，也就是習近平主席在5月份提出的“新常態”。
官方媒體指出，“新常態”的一大特征，是中國經濟將出現新的增長動力，即從原先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這也成為將在9月11日舉辦的2014“影響力·中國中國”秋季峰會的主題之一。時代周報就此采訪了部分與會嘉賓和相關專家，聽取他們對相關議題的看法。
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
創新驅動發展已成為各界共識。但是，創新是源于少數人的、精英的、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推動力，還是基于大眾的、草根的或者企業自下而上的進程？過去很多年，國人更容易理解為前者。但是，從習近平主席就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所提出的“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這一表述，明確了創新驅動中，究竟應該是誰發揮主導作用。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就業與增長理論奠基人埃德蒙德•費爾普斯教授對創新問題多有研究。費爾普斯認為，中國將開啟從貿易商向創新者、從商業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軌。中國的機制促進了公眾創造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這種機制讓絕大多數人參與進來，并促進了社會全面發展。觀察表明，中國公眾正從事越來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戰性及高回報率的工作。參與解決或挖掘新問題的人越多，或其參與程度越高時，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國的情況符合于此，由此得出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肯定推斷。
同時，他還認為，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因為不再能指望西方國家代替自己完成創新任務。此外，如果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向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開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
顯而易見，費爾普斯將現代經濟興盛的源泉歸結于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愿望。這樣的價值觀點燃了實現廣泛的自主創新所必需的草根經濟活力。大多數創新并不是亨利•福特類型的孤獨的夢想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了庶民的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這種草根精神是由現代主義的生活態度和信仰驅動的。而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的經驗告訴我們，除了國家層面實行改革開放，生機勃勃的民間精神亦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創新與“行動的人”
最近，有位90后創業的故事風靡互聯網。他的創業項目是制作襪子。他的創業動機很簡單，就是對市場上賣的襪子極度不滿意。著名IT評論人魏武揮認為，這位年輕人代表著90后一代的創業動機，他們不為財富，而是因為他們“挑剔”。在此，“挑剔”一詞，非常好地總結了當代奧地利學派掌門人柯茲納“行動的人”的理念。
首都師范大學劉業進（微博）副教授在翻譯了柯茲納的《競爭與企業家精神》，柯茲納認為，市場過程把經濟學所關注的重心，從一個最終的、穩定的狀態轉移到一個不斷去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市場過程。在這過程中，資源配置是通過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行動所推動。企業家行動的一個方向是驅動市場走向均衡，另一方向則是通過創新打破市場均衡。所以驅動創新的著眼點應該回到市場過程本身而非市場過程的結果。
劉業進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表示，他讀柯茲納最大的感受，就是從“經濟人”到“行動的人”的轉換。所謂“行動的人”，意指人具有追求更加滿意狀態的動機，具體展開為：某人對狀態A不是非常滿意，于是采取行動試圖達到狀態B，即行動的人。行動的人之行動包含了資源配置優化的一系列行動，更包含了使得滿意狀態更上一層樓的任何行動，比如發現新手段、新市場、新組織、新制度等。“行動的人”，除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還追求通過發現目標和手段來獲得利潤。也就是說人的行動不僅包含了經濟人的追求利益，還包括一些非經濟計算的成分。也因此，人的行動有雙重的任務。而目標和手段本身的發現，需要人的想象力與創造力、魄力與“大膽跨越”等在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不難發現，無論是熊彼特所說的“企業家精神”，還是柯茲納倡導的“行動的人”，都與費爾普斯所主張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創新驅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沒有企業家精神，市場經濟便不可能運轉。企業家與市場經濟是同呼吸共命運、唇亡齒寒的關系。那么，什么是企業家精神？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企業家是一種廣義上的概念，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和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動機，而最突出的動機是“個人實現”，即“企業家精神”。熊彼特認為這種“企業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國，對勝利的熱情，創造的喜悅，堅強的意志。這種精神是成就優秀企業家的動力源泉，也是實現經濟發展中創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礎。
創新驅動與個人權利保障
天則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馮興元（微博）教授曾對硅谷何以成為全球創新中心做過深入研究，他告訴記者，硅谷擁有龐大的面向創新的非正規社會網絡等一系列優勢，但是歸根結底，硅谷的成功在于美國有著較好的保護個人基本權利的體制，同時對政府施以限政約束。美國在聯邦、州和地方市鎮轄區內均施行法治下的公民自主治理。此外，在社會和經濟領域也實行自主治理。在推行社會組織發育方面也一樣，推行多元主義的道路。可以說，硅谷能有上述優勢，也與美國公民通過充分利用由其自下而上組建的大量社會組織的職能與作用密不可分。美國的民主制度確保了公民作為主權者的地位，同時法律支持公民通過自建的社會組織對經濟、社會和政治決策發揮其影響，維護其權益。
無獨有偶，劉業進教授對阻礙企業家精神和創新驅動的因素做了如下總結：首先是計劃經濟，它是一種制度性的強制，企業家精神的死敵。它是對人的自由行動和企業家精神進行系統的制度性侵犯的經濟體制。而后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管制行為，可以說是計劃經濟的溫和形式。其次是過高的稅負水平，容易把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的行動轉為地下經濟，或者被迫接受，進而放棄企業家的行動。第三是法治缺失。沒有強有力的產權保護和穩定可靠的契約秩序，企業家精神就會受到極大抑制。
總之，經濟發展，是要素稟賦發生變化的條件下，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和經濟結構不斷轉換的過程。有論者指出，今年以來，產業結構發生的積極變化如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繼續超過第二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速明顯高于全國工業平均增速以及單位GDP能耗下降，顯示了“結構調整出效益”，也預示著技術創新背景下的結構調整將是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體制創新都需要進一步激發來自民間資本和企業家的創新動能，進而優化經濟結構，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本屆政府一直強調向市場放權、給企業松綁、營造更加寬松便利的環境等，都意在推動民間資本、民營經濟發展和企業家精神復蘇。依靠創新促進經濟內生增長，同樣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常態”。